有人认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参加朝战是“彻头彻尾的赔本买卖”。在笔者看来，正好相反，事实上中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赢家。
《雅尔塔协定》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第二次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为了保证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协定在中国不知晓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规定战后：“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
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中国认可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以保证苏联参战。正是由于斯大林获得并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这些“红利”，尤其是获得了从彼得大帝起俄罗斯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终于获得了的驻兵大连、旅顺这两个最便捷进入太平洋常年不冻港口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胜利在即时，仍对国民党政权恋恋不舍，在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开始甚至想拒绝与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斯大林不愿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不急于重订中苏条约的原因时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其实，话说白了，就是斯大林不舍得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斯大林也估计到，除了道义的力量外，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完全纠正《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的条款的实力。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初与米高扬谈话时表示过“新中国还没有

朋友!你可曾拜读过《致加西亚的信》吗？你可曾听说罗文中尉不畏艰难险阻送信的故事吗？那是19世纪末，在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爆发期间，一名叫安德鲁·罗文的年轻中尉接受了一项事关国家安危的重任--他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仅用了三个星期，徒步走过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成功的把美国总统麦金莱的一封绝密信件，交给了远在古巴的西班牙反抗军首领--加西亚将军。后来,这个故事广为流传，“送信”变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忠于职守，一种承诺，一种敬业、服从和荣誉的象征。
　　今天，当人们阅读着这本承载百年智慧的小书《致加西亚的信》时，或许，我们那空洞乏味了很久的心灵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撼。相信我们单位的每一位公务员都已读过这本书了，不知大家读完以后心里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我的感觉就是深受启发，豁然开朗！原来，我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惑，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这本书 的作者阿尔伯特．哈伯德所点破。他告诉我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务员，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工作；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工作中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他提醒了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和感激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朋友，当你读完此书以后，你有没有在心里拿自己和罗文做过比较呢？我是做过的，结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惭愧。当罗文接过美国总统写给加西亚的信时，心中没有任何的犹豫和疑虑。难道说他不知道路途的艰辛？不知道随时会遇到危险甚至失去生命吗？我想，与之相比，他更清楚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他的心中有着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爱，所以，他凭借着这份激情，最终勇敢、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从现在起，我想我们真的应该正视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了，要知道，单位的发展和职工的努力是成正比的，与我们个人的发展前景也是成正比的。只有对工作有了敬业心，对党的事业有了忠诚心，以主人翁的姿态，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才会使单位和我们一同走向成功的道路，才会真正体现出我们的自身价值！单位迈向成功，不仅仅只需要我们的敬业和忠诚，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与开拓。那么，该如何创新和开拓呢？创新和开拓首先要具备什么呢？想想罗文的故事就会得到答案了。请注意书中所讲，罗文在接到任务后并没有向总统发问任何的问题，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也令我感到惭愧不已。因为在现实工作中，当领导派我去做一项以前没有做过的或者是难度稍大点的工作时，我往往先是问东问西，然后就

　

　　近几年来,世人一直觉得不可思议，在中国台湾省，像民进党这样一个烂到底的政党，怎么还有这么大的能量，还能说出永续执政的话，难道台湾人都是弱智吗？可是台湾前些日子的一场风波让我真正明白了，弱智的不是台湾人，而是台湾的国民党——扶不起的阿斗怎么能让台湾人放心托付他们的身家性命呢？ 　　前些日子陈水扁的一句“认真考虑戒严”的话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按理说这本该是扁送给国民党的一次绝好的机会（类似这样的送上门的机会其实很多），国民党理当第一时间以最大的分贝加以谴责！在民主政治中，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而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本该是国民党，尤其是总统候选人马英九表现自己的勇气的最好的机会。这样，国民党和马英九才能给台湾民众一个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的信心！可惜国民党和马英九都轻轻的放过了，尤其是马英九不痛不痒的说阿扁的话可以当他没有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样的话是一个民主社会的领导人可以说的吗？国民党如果有勇气就应该立刻在体制内外去追究扁的失言，唯有这样才能表明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威权时代的那个国民党！可惜的是，国民党和马英九给人的感觉还是关起门来的权谋和懦弱的本质！ 　　坦率地说，大陆应该“感谢”这些年民进党的闹事，因为民进党的掌权才使得台湾独立成了几乎不可能的镜花水月！所谓物极必反，国际政治讲究的是实力的对比，不管现在有多少的民调和研究，说台湾人如何的和大陆离心，其实我们要看到的一点现实是现在的台湾是民进党在掌权，在民进党这么多年操控主流语言的努力下，大陆成了一个妖魔化的对象，而国民党的懦弱又反过来促成了整个社会缺少一个制衡的力量、一个可以制衡的声音。虽然泛蓝掌控了立法院，可是泛蓝的整体的怕承担责任的心态使得本来应该成为制衡力量的立法的一角，在民进党每一次的无理取闹下，不是泛蓝被分化就是因为怕承担瘫痪议事的责任而屈服，以致于只要民进党在立法院一闹事，然后再一扣帽子，国亲立刻就树白旗投降，预算如斯、中选会组织法如斯、各种本该立法把关的人事如斯，形成了事实上的民进党一碗牛肉全部端去的结果。 　　一个不敢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政党，你怎么能让人民放心的托付权力给你呢？譬如国亲当初既然选择把总预算和中选会组织法捆绑的方法，就应该不管怎么样也要坚持下去，不要管一时的民意观感，那是假的，在民进党掌握政权、掌握强势的舆论的情况下，舆论可

在当代责任政府的理论与实践中，衡量政府责任完善程度的维度主要有五个：可控性、服从度、问责性、回应性、透明度。可控性可控性是政府责任分析的起点。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最好地保证政府官员负责任。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受控制的责任政府这一理念。政府责任的目标就是要保证政府机关向代表机关和民选官员负责，并最终向人民负责，从而确保人民、代表机关和民选官员对政府的控制。行政机关及行政官员应该忠实地执行代表机关与民选官员制订的公共政策，政府不应背离代表机关与民选官员的政策宗旨，如果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产生失误，失去了代表的信任，就要承担政治责任。此外，政府责任的重要目标就是控制政府机关的行为，防止政府滥用自由裁量权。肯尼思·F·沃伦认为：“滥用裁量权是所有不负责任的行政行为产生的根源”。一些公共管理学者将责任等同于控制，如Klitgaard提出的公式：C=M+D-A，即——腐败(Corruption)等于垄断(Monopoly)加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减责任(Accountability)。为了保证责任的可控性，需要以立法权力制约行政权力，以司法权力制约行政权力，以确保政府行政符合人民的意愿，有效防止政府滥用自由裁量权。立法机关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政治手段有：质询，国政调查权，听证会，弹劾，不信任案，等等。以司法权力制约行政权力是确保行政机关可控性的又一重要手段，因行政机关的行为而使其法定权利受到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要求司法审查。服从度确保政府服从法律、规则与规范的主要手段有外部控制手段与内部控制手段两种。外部控制手段即客观责任，是指法令规章以及上级交付的客观应尽的义务责任。内部控制手段即主观责任，是指忠诚、良心以及认同，它是行政者自己本身对责任的感受。来自于议会的外部控制是民主政体中确保行政责任的手段。但是，仅有行政官员对议会的回应责任是不够的，同时须要求行政官员符合伦理准则的要求，有效运用专业知识，符合职业道德。伦理是公共行政人员对其行为的一种“自我责任”，或一种内部控制的形式。这种内部控制需要通过要求公共行政人员遵循一系列外部标准才能得以实施。这就要求确立相应的伦理责任制度。如英国有《文官法典》，加拿大有《利益冲突章程》、日本有《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与《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程》等等。问责性问责性标准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应承担他们行为的法律义务。问责性主要指两个方

我国留英学者马青平教授是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英国会员，他16岁在高中一年级时就考入大学，先后获得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和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英国长期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并兴趣广泛,对物理学、数学、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等均有所涉猎。同时，业余从事对爱因思坦的相对论的研究与挑战。2004年初,他撰写《相对论逻辑自洽性探疑》一书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可从此网址:homepage.ntlworld.com/q.ma/index.htm查阅此书),该书回顾了狭义相对论的发展历史,对狭义相对论的重要概念和结论做了详细的分析,从基本的逻辑原则同一律出发,分析了狭义相对论的几个重要结论的具体推导过程,例如从光速不变原理推导洛伦兹变换与从洛伦兹变换推导长度收缩和时间膨胀,发现其中存在着违反逻辑同一律的若干错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狭义相对论体系在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自洽的,并对历史上导致相对论出现的物理实验做出了新解释，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从理论上大胆的提出否定,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他的这部代表作一直成为中国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总部领导人手一册的专著。著名的超光速研究学者黄志洵教授曾大力推荐，这也是我国挑战相对论研究中的真正有价值的代表作。他一直活跃在挑战事业中，不断有新著发表，成为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有广泛影响的会员。他积极参与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活动，是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积极的重要成员。马青平教授，山东青岛人，通讯地址34 Knights Hill, London SE27 0HY, UK ；工作单位Merck Sharp & Dohme Research Laboratories 电子信箱Qingping_ma@hotmail.com。1997至今，Merck Sharp & Dohme Research Laboratories 研究员；1997-2006，伦敦大学业余学习经济学/金融学，先后获经济学研究生证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1997，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医学博士后；1990-1992，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教研室讲师，代理副主任主持全教研室的教学工作。在此期间，生理教研室获全国教学先进集体奖。1997-1990，北京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1990年初获博士学位。1983-1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的专门监督机构，提高其监督能力、确保其监督实效是完善社会整体监督的关键环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提高纪检机关的监督能力，必须紧密联系具体实践，善于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突出重点，不断进行资源整合，以保证监督顺利、有效地实施。一、牢记使命，明确纪检监察的监督功能和目标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提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督。”由此可见，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目标是通过加强监督确保公共权力廉洁高效运行，是对监督对象实施全面而有效的监督。纪检监察干部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要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按照党章和其他法律法规要求，认真落实自己的职责，发挥好监督职能。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应确立“一个龙头两个拳头”的指导思想，即以责任制为“龙头”，严格落实责任制，运用好查办案件和执法纠风这两个“拳头”，既便于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协调作用，又能够突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在实践中可取得比较好的监督效果。 二、注重协调，整合监督力量 《党章》赋予了纪委协助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职能，我们党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此，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利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职能，明确任务，分解责任，发挥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各自优势，形成互补机制，扩充纪检监察监督系统的功能。如建立信息联席会议制度、办案协调机制等，借助其他监督主体的监督力量，实现系统内外的能量、信息交换，整合监督的力量，增强监督的效果。同时，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监督工作，加大监督投入，正确对待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发展争财力、争人力、争地位的问题，建立健全监督激励制度和失监问责制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监督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处，还要在实践中研究制定一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成效评价体系，通过量化考核建立绩效测评机

　

据联合早报网(2007-11-26) 载:　最近在中国外交上碰上了难得一见的奇观：德国默克尔政府上任伊始就将外交路线急转向“右”，情绪化地推出了与上届政府“近乎”相反的外交路线。而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却因为首相的更换使两国越走越近。这种现象相信关心国际关系的人都看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要探究出现这种奇观的原因以及应对的思路。 　　立论语境：以中国为重心。立论原理：经济决定论。立论背景：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大国间的格局调整，历史的事实是：这种调整通过和平的方式达到成功是不多的。 　　观点一、地缘、历史以及文化原因造成日本首先拿中国崛起发难。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不能说不好，最好的时候可以说比科尔、施罗德时期的中德关系好多了。只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日本陷入10多年的危机后，日本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于是日本成为第一个向中国说“不”的大国。原因不就是地缘、历史以及文化的纠葛甚至是相通吗？细说就没有必要了，大家都明白其中的理。 　　观点二、德国情绪化发难绝对不会是大国中的最后一个。 　　这次德国以默克尔为代表对中国提出过急的发难，只能说让中国人不好忍受，也就是过火了些。其实不就是德国要改变顺应中国发展的政策罢了，不要搞得太邪乎，太不着边际，有些离谱。但中国人要有准备，德国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现有的经济贸易国中，特别是贸易大国中，贸易顺差大多在快速增长，而且，中国对外贸易的实力已经从矿物、衣服、扣子跃进到无所不包的高端产品，如果在5—10年内实现大飞机、大装备等高技术出口优势，实现真正的“通吃”，那么，不要说德国，地球人都吃不消呀！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俄罗斯也被中国“顺差”了！而且接下来想不顺差都难！天哪！ 　　而且，依照各种国际组织预测，从现有的中国发展轨迹中，看不出中国作为全球发动机有减速的可能。一个小村庄为全球人生产的扣子每年人均5个，每年推向市场的电脑不计其数，宽带线缆绕地球几十圈，而且价格一定全球最低。你说他们的政府能不急？ 　　观点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实力大国，统筹平衡全球关系应该成为中国的外交核心工作之一。 　　近年来，美洲、欧洲不少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对中国商品时有极端行为出现，从民间到政府都有。最近快速演进的金融战——汇率之争，更显示出基于中国发展所引起的纷争。这种情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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